在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暨林下经济现场会上的讲话

　　赵树丛

　　（2012年9月25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我们是根据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的指示，由党组研究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准备了一段时间，根据年初贾局长主持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精神，今年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要基本完成，我们重点要对林下经济和配套改革做出更大的努力。今年，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温总理提出了“五个确保”，在河南视察春季农业生产时，又特别讲了林改。他讲“林改这件事，潜力挖掘得还不够，如果挖掘得好，它对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前不久，根据中央决定，我接替贾治邦局长，担任局长、党组书记，温总理要我去谈话，他说，有三件事我和你讲。第一件事是对生态修复的重大工程一定要抓好。包括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风沙源工程、沿海防护林等等；第二件事就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定要抓好。这件事对解决“三农”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件事就是要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对退耕还林之后，农民的生计问题、生产问题、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总理谈话中特别强调，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继续深化，抓好林下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在生态发展过程中，农民的收入还要增加，还有对农民权益的维护。回来后，我跟局党组进行了汇报。这些思想和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跟建龙等同志商量，经过党组同意，确定了我这次讲话的主题就是“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林下经济，全面推进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发展”。这也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林下经济发展的意见》，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以这么快的速度下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从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大局来考虑的。

　　本来按要求，这次会议要各省厅局一把手来参加会议，但因全国林业科技大会做出了一些调整，厅长、副厅长来参加都可以。但不管怎么样，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是贯彻温家宝总理、回良玉副总理的指示，由党组研究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的会为什么在辽宁开？这是因为辽宁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大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到今天，辽宁就是基地，就是摇篮。从林业来讲，国家林业局这几年来实施的若干重大生态建设和修复工程，辽宁都有成绩，包括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工程、沿海防护林、野生动物保护等等。更重要的是都得到了历届辽宁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对林改和农民增收，都有思路、有要求，有支持、更是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就林改来讲，我们国家的集体林权改革是从林业“三定”开始的，以前走过一些弯路，这又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现状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因为改革带来的弯路。本溪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林改，特别是在中央9号文件下发以后，他们不断地完善，不断的推进，彻底的改革，紧紧围绕着不砍树能致富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干部、广大林农的积极性，创立了很多活生生的实践案例，我们常说的“上中下，长中短”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就是本溪创造的好经验。

　　温总理讲发展林下经济，也是在辽宁调研时与农民在炕头座谈以后才讲的。所以我们确定就两个主题来讲，深化改革和发展林下经济，在辽宁召开既有它的典型、示范意义，又更能启发我们落实中央的要求，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坚定地搞下去，完成主体改革的同时，继续深化改革，发展林下经济，挖掘潜力，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去年我去永安调研，我讲了对林改的认识。那么林改是什么?怎么认识林改？这是第一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是林改带来了什么变化？第三个题目是林改下一步怎么办？2011年11月28日，贾局长组织我们召开了专家座谈会，请了厉以宁、胡鞍钢等国内长期关注林改的大专家，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参加，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后来，我又去了几个省调研，也有很多的人跟我讲这些事。今天的讲话讲四个题目：第一个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和意义。林改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第二个是下一步改革方向。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改善生态和改善民生作出更大贡献。第三个是工作重点。以维护和稳定农民林权为核心，把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引向深入。第四个要说一下林下经济。具体工作要求由建龙同志安排。

　　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涉及全局意义在农村最重大的改革

　　第一个问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林改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农村改革最重大的举措之一，是党十六大以来真正涉及全局意义的改革。我们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农村、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这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建党90周年的时候，总结说党有几次飞跃，从武装斗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等。如果说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解决了工农关系问题，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怎么对待农民这个同盟军，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后，毛主席长期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过程当中，毛主席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也有一些是搞错了，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研究农村这个问题。50年代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主义高潮》，有人民公社制度、合作化，我们这个制度就开始了；又有60年的大的自然灾害以后调整、巩固和提高；七千人大会，然后我们党进行了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微调。我们党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都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后来基于解决问题的判断，搞了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第一个改革还是从农村开始的，就是现在讲的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为什么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这么重视农村问题呢？根本上来讲，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初始一同开始的，马列主义根本理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产物，要以工业化为基础。当时有苏联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榜样。我们国家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当然我们现在的要求是：到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发改委很早的规划就是这样的。到1957年，我们就基本上宣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候我们讲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中国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曾经一度不重视农业问题。

　　农村问题就不能回避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始终不是农业问题，也不是林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农民在农村，农民关注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农民现实的问题有五个。一是钱的问题。农村的农民要有生活基础。钱的问题要有三个底线。第一个底线是人口的再生产，就是生命延续下去生儿育女。过去老百姓家里关心三件事，娶媳妇、买房子、生孩子养老送终这么三件事。第二个底线经济的再生产，不能将明年的种子都吃掉了。第三个底线是必要的人的教育，不是人人都是博士、都是硕士。农民对钱的问题是有个底限的，这个底限就是这三件事。二是粮的问题。那么粮食的问题农民关心什么呢？关心够今年的吃饭和明年的再生产。粮食的问题，是我们长期头痛的问题。当年我们国务院对粮的问题，大家有空去读一下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决定，讲农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提供安全的、足够的、可保障的农产品。十六大以来，今年我们实现了粮食产量9年连增，达到1亿1千400亿斤。三是要关心人的问题。我们农村为什么穷，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存大着大量农地和林地，就是因为我们农村人多，我们农村人口比重大。2011年按国际标准统计，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城镇人占到51.23%，首次高于农村人口。如果说一个国家大多数是农村人口，那么还怎么能说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还有人力资源的就业问题，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我在以前的工作中就常说，我们不但要把农民的产品卖出去，也要把农民卖出去。将劳动力变成钱，解决农村劳动力生产问题，将人力资源最大地活化出来。四是地的问题。地是农民历代的、传统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历代政府在改革时都离不开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解决不好，与农民的关系就处理不好。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就成功在这个方面。现在发的林权证，是《物权法》规定的长期所有的用益物权，包括林地和林地上的林木。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发了林权证又给村里发集体所有权证的原因。耕地承包初期，从开始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再到后来温总理多次强调的要保持长期不变、长久不变。为什么反对有人讲的“我们发的所有权证是身份证、你们发的林权证是工作证”，胡说八道，谁的工作证长久不变？工作不都是经常有变化么。我看也有一个人工作长期不变，释迦摩尼。所以这一类问题，我们要理解清楚，林权证有法律解释，要按法律解释来办。有农民说“过去的耕地都分给我了，林地还没给我，历史上我爷爷有几亩、老爷爷有几亩”，我们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一定要把土地的历史、集体制度建立的历史搞得很清楚。原来实行的是私有制，甚至我国第一部经济类法律《土地法》，1952年颁布时也还是私有制。《土地法》颁布后，打土豪、分田地，分下来的一起也才有8%。当然我们是每解放一片区域就分一次地，《土地法》颁布后只分了8%，当时数据是3亿农民分了7亿多亩，而现在是18亿亩红线。所以说农民的大多数土地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得来的，而是农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50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带着土地等生产资料入社，就产生了集体经济组织。什么是集体经济组织，我个人给的解释是经济的集体组织。这在法律上还没有解释，是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改革开放的时候，分地是很讲道理的，虽然没有确权、没有丈量，但因为是一个个小集体，一个生产队，也都很公平，所以土地问题是关键。五是权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农村的问题很多？与权的问题有关。以前大家吃不饱，都围着为了吃饱转。现在不为吃饭发愁了，就开始谋求权力。包括民主权、诉求权、知情权，要求干部公平办事的权力等等。

　　这五个问题之外，在经济上，农民还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农民为什么这么拥护共产党？因为公平、正义、平等。多少上访问题只是为了“富”的问题？我认为是极少的，那为了什么？为了公平、为了正义，就这些要求。二是农民有过不去坎儿的时侯，政府要给予帮助。困难来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四川汶川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青海玉树地震，全世界处理这类问题都不如中国，这有制度上的原因。农民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他们就会希望得到帮助，并不是有什么问题都会来找政府。三是农民想办的事希望有人来牵头帮着办。有些事情农民想办却办不了。比如我们建龙同志抓的林业合作社的事情就是帮农民办。四是农民希望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好。农民不是渴望GDP、不是渴望财政收入，农民就希望日子越来越好，他们心里就高兴。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农村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达到了农民的要求。一是在地的问题上，我们确权了26.77亿亩，这些地是物权法所规定的用益物权。可处置、可收益、可分配。有了这个地，农民收入就增加了。有了这个权，农民在村集体中的话语权也就增强了。二是地分下去之后，有些事情农民个人干不了就希望有人带头帮着干，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等也就新兴起来。

　　那么我们的改革和小岗村的改革有哪些不一样？一是时代背景不一样。小岗村改革的阻力不在农民，是在干部，不在小干部在大干部。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在发生着资本主义”，当时的干部认为我们搞了一辈子，就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在我们手上丢掉。小岗村也是农民饿到极点了，才做出这种改革。万里同志发现小岗村的典型后，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方向，小平同志也支持，这项改革就这么做起来了，但思想的进步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二是经济状况不一样。当时我们的财政依赖于土地，当时讲的是农村支援城市。包括我们的林业，农民的生活，油盐酱醋柴都需要土地，所以83年为什么一分山就出现了老百姓砍树的问题，农民太穷了，他需要钱。82年小平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之后，87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92年十四大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框架。这一系列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形成和不断成熟。我们林业改革在这些基础上，理论成熟了、思想统一了、经济也发展了，在国家领导之下，我们国家林业局，特别是贾治邦局长全力推进改革，各级党委政府全力支持，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各级林业干部共同努力，波澜不惊地把27亿亩林地的改革搞好了。所以，林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它源于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二、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的林改才刚刚开始，今年的目标是实现两个95%。温总理要求我们要继续改革，为什么要继续改革？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建设现代林业的根本使命是什么？核心任务是什么？在福建会议上，我提出了“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的命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农村大、农民多、农民穷的基本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之间的矛盾没有改变。二是我们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特点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三是我们人均经济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按国际的统计方法，我们城镇人口比例51.2%，林区的职工都是城镇人口，但四大国有林区中还有八万七千户林区职工家里没有通电，这叫什么城镇？我们的农民工社保、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还很远。

　　从生态上来讲，我们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我们的GDP总量排世界第2位，人均排89位。但在我们林业资源上，总面积排世界第5位，按人均算却在百位以后。林业资源总量的排名比经济排名更加靠前，但人均水平却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还要不断深化，因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事关农村长期经营制度的稳定、事关生态改善和农民增收、事关现代林业的长远发展。林地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如果这一块稳定了，农村就稳定了。我们国家的富裕离不开农村和林业，但国家的富裕不会局限于林业、农业和农村上，而是要继续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需要新的科技革命。但任何的工业文明、现代化都离不开林业、农业。我们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也离不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离不开集体林地的贡献。从数字上看我国45亿亩林地，27亿亩是集体林，9亿亩是国有林场，剩下还有四大国有林区，很容易就看到，要改善生态、改善民生就必须要依赖集体林地。

　　三、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

　　改革的重点就是我在福建座谈会上讲的“十个字”。

　　一是改革。要不折不扣按照中央10号文件的要求落实好集体林地“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以前调研时，有农民给我讲：现在种地还有补贴，我对共产党没有意见。粮食补贴方式改革2003年从安徽开始，全国粮食风险金有300多亿，安徽粮食风险金有17亿，以前这些钱只补给基层粮站、粮库，改革时我们拿出一半直接补给农民。不直接收农民的粮食，而让农民的粮食直接走向市场。现在，全国粮食每亩补助10-15元，这些都是农民根本的实惠。当然改革中也有阻力，那时常听人讲：“补贴才几块钱，不够农民吃一顿的，财务制度很严格，发放的成本很高”。我说：“以前收税时候怎么不讲成本高？那时为了49块钱，能逼死一个农村妇女”。我们现在的林业改革，也有很多这样的说法，说一人只有一亩两亩林地，都不会认真做。但我们调查后发现并不是这样，规模经济在中国走的人民公社化有误区，毛主席讲农业的根本出路在机械化，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一是规模大、二是公有制。在改革的问题上，不要因为少就说不可以规模化，规模化不是一个单纯的范围状态，是一个经营发展的过程和水平。我们现在农业机械比人民公社时就多了很多，所以对于改革的问题不能动摇，必须严格按照中央10号文件的要求办。

　　二是稳定。稳定就是要按照温总理讲要求的，长期不变。国家林业局坚决反对给集体再发一个所有权证，林地已经按照国家的法律分给农民了，农民的处置权按国家规定是70年不变。农民心刚安稳下来，林权证还没有捂热，又发所有权证，让农民怎么看待？所以必须长期稳定。温总理说过，在中国不懂农村和农民就不懂国情，就不能当好干部。

　　三是规范。主要指林权流转和林业使用过程中的规范。按照温总理的指示，林权流转要依法、自愿、有偿。流转问题不要急，不是要比较流转多少。流转不流转是农民自己的事，并不是流转的多就一定好。流转要规范，必须要把林权交易平台、管理机构和制度建立起来，要有评估、要有公证。有偿，就是互相议价，不能让别人做农民的主。虽然现在林地分到户了，但林地流转由村长、书记做主的事情却还有发生，这些都要加以规范。

　　四是服务。这首先是对我们林业部门自己的要求。林业部门要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要稳定林地承包权、规范流转和使用行为。规范使用主要指用途管制，不能把林地上的树砍了做耕地。林业部门要提供服务，农民需要技术我们就提供技术、需要种子我们就提供种子、需要培训我们就提供培训，这些都要成为我们考核林业站长的主要内容。还有包括我们目前正在争取的给农民贷款、提供发展资金，都是要做的事，为农民提供服务。

　　五是发展。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我们改革最大的标志是生态得到了发展、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民满意。这个方面，本溪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我不具体的讲。

　　四、关于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大家要认真学习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在这个方面要走出一个误区。我常听有人说，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养鸡、养兔是不是该我们林业部门管？这就要求我们林业部门要转换职能。农民林地，他的用途既要种树、要发展，还要保护好生态。农民有的林地属于公益林。这种事情在国外没有，农民的地，农民个人所有的林地，为什么划入公益林还要受各种限制？我们为了保护生态，不能以权压人，虽然公益林每年每亩有5-10元的补贴，但并不能完全弥补农民的损失。如何才能让农民发挥这些林地的经济能量？我们维护生态，因为生态是每一个公民都需要的，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却又没有人去管，我们就要管。我们怎么管？就是要服务农民，帮助农民在不砍树、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把林地的经济能量释放出来。树长起来了，生态不就有了么？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局限于树，而要在林下种植、养殖上做文章。本溪走的这条路就很好，不能光考虑该谁管，鸡、兔如何饲养？饲料有什么标准？添加剂的标准是什么？不能喂苏丹红、不能喂三聚氰胺，这些归农业部门管。能不能多生一个孩子，就归计生委管。这些国家有政策、有规定。发展林下经济不是哪个部门独自管理的，但林地使用权的管理范围属于林业系统，按照国家的管理权限和范围的规定，属于林业部门管理和监督，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这项工作，大家要把这个问题理解透彻。只要森林不砍，林下经济发展得越好生态就越好。林下经济不是砍了树盖房子、不是砍了树卖地，有的地方打着旅游开发区、什么开发区的旗号，把树砍了、把地卖了，老板请来了、农民却被赶走了，这不是林下经济。林下经济就是要生态得保护、农民得实惠，根本目的是为了生态和民生的双赢。

　　关于林下经济具体工作，由建龙同志部署，在此，我就不展开说了。